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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一八背后——日本险恶的“侵华共识”

发布时间:2020-09-18 16:57 来源:中国历史研究院

原题:王希亮:九一八背后——日本险恶的“侵华共识”

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当局提出的所谓“不扩大方针”,实质是对关东军侵略行动的集体默许,隐身其后的是日本朝野上下长期以来形成的“侵华共识”。日本此后不断扩大的战争行为,直接戳破自己当初编造的谎言。

1931年9月18日夜,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定计划,安排日本铁道“守备队”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,反诬中国军队所为,日军以此为借口,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,制造了震惊中外的“九一八事变”。次日,日军侵占沈阳。至1932年2月,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为日本所占,东北人民饱受长达14年的奴役之苦。

中外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史实早已探察清楚,日本的侵略行径早已定性,但仍有相当数量的日本论著将研究视角放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“协调派”和“扩张派”的纷争上,人为放大两派之间的矛盾,片面强调“协调派”提出的“不扩大方针”,以及其为避免战争付出的诸多“努力”,提出“关东军独走说”,宣称关东军的擅自行动绑架了政府,导致九一八事变的乃至中日战争的爆发,企图为日本政府脱责,洗白日本当局的侵略行径。部分日本历史教科书承袭了这个观点,如日本“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”编写的《新历史教科书》对九一八事变的表述是:“1931年9月,关东军在今沈阳郊外的柳条湖爆破了满铁线路……政府和军部采取不扩大方针,但是关东军占领了全满洲的主要部分,(日本)政府予以追认。”

日本这类论著和教科书的表述堪称荒谬。

运用日方史料,可以清晰还原所谓不扩大方针的出炉过程。九一八事变后,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即致电外相币原喜重郎,称关东军“业已拟定由满铁沿线各地一起发动积极行动的方针,此事件纯属军部的有计划的行为”。满铁调查人员的记录也提及,“作为冲突的原因,支那兵破坏满铁线路的实情,由于(关东)军方严格保密,欠缺明确”。通过多方信息,日本当局不难揣测出制造柳条湖事件的真正元凶。9月19日上午,若槻内阁召开阁僚紧急会议。币原喜重郎宣读外务省获取的各种情报,“其情报多对陆军不利”。阁议最后确定“维持现状,不扩大的方针”。在日本当局业已明确九一八事变的情况后,并未提出对关东军行动的斥责,相反,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在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电报中,肯定了“关东军的决定和处置”,随后指出,“鉴于事件发生后支那方面的态度,事件处理不宜超过必要限度,宜遵从阁议决定,此后关东军的行动应遵循此旨善处之”。

问题在于,既然日本政府作出“维持现状,不扩大的方针”,日本军部也指令关东军“遵从阁议”,为什么关东军没有停下侵略的脚步,相反,在占领吉林、长春等市并向黑龙江省城入侵的同时,抓紧组建地方傀儡政权,为炮制伪满洲国紧锣密鼓。而且,日本朝鲜驻屯军在没有天皇和军部军令的情况下,擅自出动第39混成旅团越界侵入中国东北。昭和天皇初而表示,“未经阁议决定不能裁可出兵”。但9月22日的内阁阁议予以了“追认”。天皇也随之下达了“允许越境”、“越境支援关东军”的命令。2010年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日方报告书记述道:“陆军指导部容忍关东军的行动,要求政府对朝鲜军的越境,不视为违背不扩大方针”。日本当局对侵略东北的行动默许乃至支持的态度由此毕现。

在国际上,日本外交人员也竭力为关东军的军事侵略行径辩解。9月19日,日方代表芳泽谦吉要求“理事会不必过分重视此‘地方事件’”。9月23日,国联通告“中日两国军队各自撤退”。芳泽谦吉谎称“日本军队已陆续回归满铁附属地,其他残留部队负责各地方治安和保护侨民之责,不属于军事占领”。翌日,又以日本政府名义发表声明,强调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纯属“正当权益”。9月30日,币原喜重郎在上呈天皇的报告中认为,九一八事变的远因是“世界不景气”,近因是“支那的排日教育是日支纠葛的根本问题”。不难看出,尽管日本政府反复宣称“不扩大方针”,但事实上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驻外军队的侵略行径,相反却为之辩解张目。

究其原因,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关东军的军事侵略行径与日本的既定国策合拍。日俄战争后,日本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(满铁)为桥头堡,开始殖民经营东北南部。满铁以政府、关东州、领事机关以及驻满铁附属地的军队警察为强大后盾,通过各种手段扩大满铁附属地,攫取“满铁五路”的筑路权和经营权,同时向东北北部和内蒙东部渗透。

九一八事变前,日本已经在东北占据其他列强不能撼动的强势地位。因此,日本军政当局以及朝野上下几乎协同一致地将所谓的“满蒙权益”视为“生命线”。1931年1月24日,“满铁”总裁松冈洋右在国会讲演称,“满蒙问题关系到我国的存亡问题,是我国民的生命线,无论在国防上、经济上均是如此”。1931年7月,若槻礼次郎首相在出席民政党的一次会议上强调:“为了我国的生存防卫线,即使任何牺牲也必须奋然崛起!”1932年1月,政友会总裁犬养毅上台组阁,犬养上任伊始在国会讲演中称,“我国寄希望的是对既存条约的尊重,对既得利益的拥护,此乃我国策之基础……眼下,我国军将士正在严寒环境下饱尝艰辛,对此,我政府及全体国民向他们表示深厚的敬意”。外务大臣芳泽谦吉也表示,“日本在满洲及内蒙古有百万居留民,有租借地、铁路、煤矿以及条约和契约享有的重要权益,然而,近年来支那政府蔑视历史,蹂躏我方依据条约和契约享有的权益……使我国的权利利益陷于危机”,“9月18日夜,又突发爆破铁路事件,酿成日支冲突事态,以至使满洲的政情为之一变”。

随着日军在东北侵占地域的扩大,对其侵略行为愈加不予掩饰。犬养内阁不仅宣布承认关东军对辽西“匪贼”的讨伐权,随之,又连续挑起一·二八事变,进攻齐齐哈尔、哈尔滨,撮成伪满洲国,抵制李顿调查团,轰炸锦州等一系列事端,并在陆、海、外三相协议的《支那问题处理方针要纲》基础上,推出《满蒙问题处理方针要纲》,明确表示:“将满蒙从支那本部政权分离出来,在其统治支配地域,诱导其建立一实质性国家”,“为扩大和恢复帝国在满蒙之权益,今后以新国家为(交涉)对象”。阁议还决定,新国家“建国最迟定为3月12日”。1932年8月25日,在国会临时会议上,外相内田康哉宣称:“满蒙事件是我国发动自卫权,正大光明,毫不羞耻……我国民必须举国一致,即使国家变成焦土,也要坚持主张,一步也不能退让!”这便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抛出的“焦土外交”政策。

综上,不难解释,为什么九一八事变之初日本政府宣称的“不扩大方针”不仅没有具体落实,相反却明确站在驻外军队的侵略立场上,甚至不惜冲决“凡尔赛——华盛顿体系”,最后退出国联,炮制和扶植伪满洲国,从而揭开14年战争的序幕。其根本原因在于,维护和扩大“满蒙权益”不仅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重要链条,更是日本决策层压倒一切的战略性抉择。质言之,正是九一八事变,迅速统一了日本朝野上下先吞并中国东北,再染指华北,最后侵略中国大陆的基本国策。纠结于日方宣称的“不扩大方针”,只会被带入美化日本侵略的路径上去。(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王希亮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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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一八背后——日本险恶的“侵华共识”

发布时间:2020-09-18来源:中国历史研究院

原题:王希亮:九一八背后——日本险恶的“侵华共识”

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当局提出的所谓“不扩大方针”,实质是对关东军侵略行动的集体默许,隐身其后的是日本朝野上下长期以来形成的“侵华共识”。日本此后不断扩大的战争行为,直接戳破自己当初编造的谎言。

1931年9月18日夜,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定计划,安排日本铁道“守备队”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,反诬中国军队所为,日军以此为借口,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,制造了震惊中外的“九一八事变”。次日,日军侵占沈阳。至1932年2月,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为日本所占,东北人民饱受长达14年的奴役之苦。

中外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史实早已探察清楚,日本的侵略行径早已定性,但仍有相当数量的日本论著将研究视角放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“协调派”和“扩张派”的纷争上,人为放大两派之间的矛盾,片面强调“协调派”提出的“不扩大方针”,以及其为避免战争付出的诸多“努力”,提出“关东军独走说”,宣称关东军的擅自行动绑架了政府,导致九一八事变的乃至中日战争的爆发,企图为日本政府脱责,洗白日本当局的侵略行径。部分日本历史教科书承袭了这个观点,如日本“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”编写的《新历史教科书》对九一八事变的表述是:“1931年9月,关东军在今沈阳郊外的柳条湖爆破了满铁线路……政府和军部采取不扩大方针,但是关东军占领了全满洲的主要部分,(日本)政府予以追认。”

日本这类论著和教科书的表述堪称荒谬。

运用日方史料,可以清晰还原所谓不扩大方针的出炉过程。九一八事变后,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即致电外相币原喜重郎,称关东军“业已拟定由满铁沿线各地一起发动积极行动的方针,此事件纯属军部的有计划的行为”。满铁调查人员的记录也提及,“作为冲突的原因,支那兵破坏满铁线路的实情,由于(关东)军方严格保密,欠缺明确”。通过多方信息,日本当局不难揣测出制造柳条湖事件的真正元凶。9月19日上午,若槻内阁召开阁僚紧急会议。币原喜重郎宣读外务省获取的各种情报,“其情报多对陆军不利”。阁议最后确定“维持现状,不扩大的方针”。在日本当局业已明确九一八事变的情况后,并未提出对关东军行动的斥责,相反,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在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电报中,肯定了“关东军的决定和处置”,随后指出,“鉴于事件发生后支那方面的态度,事件处理不宜超过必要限度,宜遵从阁议决定,此后关东军的行动应遵循此旨善处之”。

问题在于,既然日本政府作出“维持现状,不扩大的方针”,日本军部也指令关东军“遵从阁议”,为什么关东军没有停下侵略的脚步,相反,在占领吉林、长春等市并向黑龙江省城入侵的同时,抓紧组建地方傀儡政权,为炮制伪满洲国紧锣密鼓。而且,日本朝鲜驻屯军在没有天皇和军部军令的情况下,擅自出动第39混成旅团越界侵入中国东北。昭和天皇初而表示,“未经阁议决定不能裁可出兵”。但9月22日的内阁阁议予以了“追认”。天皇也随之下达了“允许越境”、“越境支援关东军”的命令。2010年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日方报告书记述道:“陆军指导部容忍关东军的行动,要求政府对朝鲜军的越境,不视为违背不扩大方针”。日本当局对侵略东北的行动默许乃至支持的态度由此毕现。

在国际上,日本外交人员也竭力为关东军的军事侵略行径辩解。9月19日,日方代表芳泽谦吉要求“理事会不必过分重视此‘地方事件’”。9月23日,国联通告“中日两国军队各自撤退”。芳泽谦吉谎称“日本军队已陆续回归满铁附属地,其他残留部队负责各地方治安和保护侨民之责,不属于军事占领”。翌日,又以日本政府名义发表声明,强调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纯属“正当权益”。9月30日,币原喜重郎在上呈天皇的报告中认为,九一八事变的远因是“世界不景气”,近因是“支那的排日教育是日支纠葛的根本问题”。不难看出,尽管日本政府反复宣称“不扩大方针”,但事实上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驻外军队的侵略行径,相反却为之辩解张目。

究其原因,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关东军的军事侵略行径与日本的既定国策合拍。日俄战争后,日本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(满铁)为桥头堡,开始殖民经营东北南部。满铁以政府、关东州、领事机关以及驻满铁附属地的军队警察为强大后盾,通过各种手段扩大满铁附属地,攫取“满铁五路”的筑路权和经营权,同时向东北北部和内蒙东部渗透。

九一八事变前,日本已经在东北占据其他列强不能撼动的强势地位。因此,日本军政当局以及朝野上下几乎协同一致地将所谓的“满蒙权益”视为“生命线”。1931年1月24日,“满铁”总裁松冈洋右在国会讲演称,“满蒙问题关系到我国的存亡问题,是我国民的生命线,无论在国防上、经济上均是如此”。1931年7月,若槻礼次郎首相在出席民政党的一次会议上强调:“为了我国的生存防卫线,即使任何牺牲也必须奋然崛起!”1932年1月,政友会总裁犬养毅上台组阁,犬养上任伊始在国会讲演中称,“我国寄希望的是对既存条约的尊重,对既得利益的拥护,此乃我国策之基础……眼下,我国军将士正在严寒环境下饱尝艰辛,对此,我政府及全体国民向他们表示深厚的敬意”。外务大臣芳泽谦吉也表示,“日本在满洲及内蒙古有百万居留民,有租借地、铁路、煤矿以及条约和契约享有的重要权益,然而,近年来支那政府蔑视历史,蹂躏我方依据条约和契约享有的权益……使我国的权利利益陷于危机”,“9月18日夜,又突发爆破铁路事件,酿成日支冲突事态,以至使满洲的政情为之一变”。

随着日军在东北侵占地域的扩大,对其侵略行为愈加不予掩饰。犬养内阁不仅宣布承认关东军对辽西“匪贼”的讨伐权,随之,又连续挑起一·二八事变,进攻齐齐哈尔、哈尔滨,撮成伪满洲国,抵制李顿调查团,轰炸锦州等一系列事端,并在陆、海、外三相协议的《支那问题处理方针要纲》基础上,推出《满蒙问题处理方针要纲》,明确表示:“将满蒙从支那本部政权分离出来,在其统治支配地域,诱导其建立一实质性国家”,“为扩大和恢复帝国在满蒙之权益,今后以新国家为(交涉)对象”。阁议还决定,新国家“建国最迟定为3月12日”。1932年8月25日,在国会临时会议上,外相内田康哉宣称:“满蒙事件是我国发动自卫权,正大光明,毫不羞耻……我国民必须举国一致,即使国家变成焦土,也要坚持主张,一步也不能退让!”这便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抛出的“焦土外交”政策。

综上,不难解释,为什么九一八事变之初日本政府宣称的“不扩大方针”不仅没有具体落实,相反却明确站在驻外军队的侵略立场上,甚至不惜冲决“凡尔赛——华盛顿体系”,最后退出国联,炮制和扶植伪满洲国,从而揭开14年战争的序幕。其根本原因在于,维护和扩大“满蒙权益”不仅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重要链条,更是日本决策层压倒一切的战略性抉择。质言之,正是九一八事变,迅速统一了日本朝野上下先吞并中国东北,再染指华北,最后侵略中国大陆的基本国策。纠结于日方宣称的“不扩大方针”,只会被带入美化日本侵略的路径上去。(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王希亮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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